陶鬲是龙山时期较为常见的一种器物★■◆◆■◆，八里坪遗址出土的陶鬲口沿外贴泥条附加堆纹■◆■、压印绳纹，这一类装饰风格最早可以追溯到龙山初期的晋中地区。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，这种装饰风格从晋中沿沁河河谷向南传播★■，在八里坪一带被广泛认同并成熟，此后逐渐向外扩散◆◆■，向西到了晋西南地区★◆■★◆，向南则影响至沁河下游的济源盆地◆■◆★■◆。

　　总的来看，八里坪遗址的考古发现，不仅丰富了晋东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内涵■★■，而且揭示了这一区域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中的枢纽地位。山河交汇的地理形势★★，使八里坪成为多元文化互动的◆■◆★■“熔炉”；控制交通要道的战略位置，使其成为文明崛起的“催化剂”★■；而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★◆★◆◆，最终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今天，站在八里坪遗址的黄土台地上，仍能感受到那股跨越千年的文明脉动★■■★■★。它告诉我们■★◆★：中华文明的辉煌◆■◆◆■★，正源于无数文化支流的汇聚与交融◆★，而晋东南地区正是这一壮阔历程中不可或缺的★★■★“山河纽带”。

　　史前文化传播的枢纽之地★◆◆■。八里坪遗址西距陶寺遗址和周家庄遗址直线公里★◆■■◆，恰好处在“太行—沁河”文化通道的咽喉位置。东方海岱地区的快轮制陶技术、玉石器制作工艺以及独特的葬仪习俗，通过太行孔道率先传入晋东南地区，经沁河流域中转后向西影响晋西南地区★★，最终融入中原文明体系。

　　史前多元文化交融的沃土★★★■。晋东南地区东依太行山，西靠太岳山，沁河与丹河穿流其间，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单元。这种半封闭的地形既孕育了本土文化的独立性，也为其成为文化交流的通道提供了可能。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，早在仰韶文化时期★◆◆★，晋东南地区就与中原地区存在密切互动。以晋东南地区长治小神遗址的仰韶文化陶器为例★★◆★★，其多数器类形制接近晋西南地区西王村类型，少部分含有河南安阳大司空类型的文化因素，极少部分同河南三门峡陕州区庙底沟类型相似■■★★。这说明在这一时期，晋东南地区已经受到了西南部和东部同期文化的影响，显示出文化融合的初步迹象。

　　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奠定基础。从庙二晚期到龙山晚期，再到二里头时期，八里坪遗址的文化面貌表现出融合、传承与创新性■◆■。在庙二晚期，东方文化因素传入■★★■★◆；时至龙山晚期，多元文化交汇达到高峰；再到二里头时期，本地龙山文化延续与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存★■■◆★。这种变化展示了文化互动的动态过程，以及周边考古学文化向中原核心区二里头文化凝聚的逐步加强。最终，在二里头时期，晋东南地区与中原核心区形成了“多元一体◆★★★◆■”的文化格局，共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。

　　庙二晚期八里坪遗址规划有序的三重环壕、两座高等级的建筑基址，以及有领玉环、玉璧和白陶鬶等高等级遗物的发现，表明社会结构已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★★★。这种分化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的发展，如制陶、玉石器制作等领域的专业化，与陶寺和中原地区的众多考古学文化，共同构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图景。八里坪遗址出土的器物与二里头文化相比◆★■★，既有联系又有自身特色，这显示出中原王朝对周边区域的强烈影响，同时，本地传统仍被保留，体现■★★★◆“多元一体”中的◆■“和而不同”◆◆■■◆。

　　八里坪遗址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郑庄镇八里村与庙坡村之间，地处沁河中游，太岳山与太行山在此交汇，沁河干流绕遗址北★◆◆■★、西◆★■、西南三面而过，东南为水泉沟，北部是陡峻的断崖◆★◆■，居高临下控扼着从临汾盆地通往丹河谷地和上党盆地的交通要道。独特的地理形势★◆■■，使八里坪遗址成为早期中国文化互动网络中的关键节点。

　　进入龙山时代★★★◆◆，晋东南地区的文化面貌更加复杂。八里坪遗址出土的龙山晚期陶器★◆■★■■，无论是器物组合还是器形特点，都表现出与长治小神遗址更多的相似性，出现了海岱地区制作磨光黑陶使用的快轮制陶技术，同时又表现出了与晋中地区◆◆★◆■■、豫北冀南地区后岗二期文化、郑洛地区王湾三期文化以及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，更加密切的互动交流态势★★。这种“多元并存■■◆”的格局★◆★■■★，为晋东南地区成为文化枢纽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
　　（作者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★★◆■■◆、八里坪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）

　　八里坪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，经过系统调查和钻探★★◆◆■◆，确定遗址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，包含庙二晚期■◆■■■、龙山晚期★★★■、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■◆◆，是晋东南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。